从北平到上海，火车走了两天一夜。

我靠在硬座车厢的窗边。左手无名指上那枚素圈在晨光里偶尔闪一下。阿桃坐在对面趴着小桌板打盹。春兰在旁边翻法文会话手册，嘴里念念有词――bonjour、rci。

十二只樟木箱码在行李车厢。里面是那十二件旗袍，备用的三件，还有给巴黎组委会准备的伴手礼方巾。

火车过济南的时候，我睁开眼看了看窗外。冬日的田野铺着一层薄霜。远处村庄屋顶上冒着炊烟。铁路沿线偶尔有背着包袱的行人沿着路基走。

这风景跟三年前去南洋时差不多。

但人不一样了。那时候是去闯一条活路。现在是去赴一场邀约。

到上海是傍晚。春兰提前联系好的货运行把樟木箱卸下来运往码头仓库。我站在月台上，看着十二只箱子被搬上板车。阿桃在旁边数数。

数了两遍。

“师父，一件不少。”

“嗯。”

我们住进码头附近一家小旅社。房间不大，两张床，窗户正对黄浦江的方向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江上传来的汽笛声一阵一阵的。翻来覆去。

没睡着。

阿桃在隔壁床翻了个身，嘟囔了一句“师父您别紧张”。然后就没声了。

紧张？

我盯着天花板想了一下。不是紧张。是那种“要走很远的路了”的感觉。上辈子飞十几个小时去国外走红毯，眼罩一戴就到了，跟从卧室走到客厅差不多。

但这回不一样。这十二只箱子里的每一件衣服，都是北平那些手一针一线缝出来的。我带着它们走远路。像带着一整个虞记上了船。

第二天天亮。码头。

上海冬天的早晨雾蒙蒙的。黄浦江面上一层薄薄的水汽，把对岸的轮廓模糊成一片灰影。我们的船泊在三号码头，铁灰色的船身，烟囱里已经冒出了白烟。

货运行的人把樟木箱搬上跳板。阿桃跟在后面一路盯着。像怕箱子自己长腿跑了。

我和春兰站在码头上核对最后一批单据。春兰把法文邀请函原件和船票叠在一起装进牛皮纸信封，又检查了一遍护照和通关文件。然后把信封递给我。

我接过来塞进随身布袋里。

“师父。”春兰忽然说。

“嗯？”

“码头外面――来了好多人。”

我抬头。

码头铁栅栏外面，黑压压一片。不是看热闹的散客。是有组织地站着的。女人们穿着青蓝布衫，有的系着虞记的围裙，有的没有。

我一眼看过去，最前面那排里都是熟脸。韩婶。小赵。哑姐。还有那天在院子里说“夜班不轮休”的刘姐。

我没反应过来。

她们应该都在北平。

哑姐从人群里挤到最前面。她手里攥着一块布。白底，上面用炭笔画了一面旗。没有字，但旗的图案我认识――就是虞记招牌上那个“虞”字的变形。被她简化成了一道弯弧配一道竖线。像江水托着一根桅杆。

她举着那块布朝我晃了晃。

然后她身后――那一千多个人――齐齐开口了。

“沈老板――”

声音从铁栅栏那边涌过来。码头上卖茶叶蛋的小贩被吓得蹦了一下。

“――带中国衣裳挣脸面！”

一千多个女声叠在一起，在黄浦江的晨雾里撞出回音。我站在跳板前面，手里还攥着春兰递过来的牛皮纸信封。

忽然不知道该往哪放了。

第二遍喊起来了。

“沈老板！带中国衣裳挣脸面！”

这次比第一遍齐。像练过似的。韩婶在最前面带着拍子，右手一起一落。后面的声音就跟着那个节奏涌上来。

春兰站在我身边。她没喊。但嘴唇在动。

阿桃已经跑回来了，站在我身后使劲搓胳膊。眼眶红着。

但没哭。

我朝铁栅栏走过去。

人群自动让出一条缝。哑姐把手里那块布递过来。我低头接住――布是粗棉的，边角没锁线。一看就是她自己裁的。

那面旗画得不算工整。弯弧那道炭笔断了一截。

但整块布被她叠得四四方方。

没有褶皱。

我握着那块布看了两秒。

“谁让你们来的？”

韩婶从人群里探出半个身子。

“没人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