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搬箱子。从e区走到a区，穿过整座场馆。

经过d区，那些展位已经收了。空荡荡的架子在暗下来的灯光里，像一排排骨架。

经过c区，有几个摊位的参展商还没走，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搬箱子经过。其中一个冲我竖了一下拇指。

a区正中央的位置比e-47大了三倍。

靠主通道，三面通透。顶灯是展馆里最亮的那批。展台是全新的白色大理石台面，背后一整面深灰色背景墙。

协调员指给我看：“这个位置原本给意大利一个丝绸品牌。他们临时撤展了，空出来三天没人补上。昨天评审组过来看了一眼e-47的队伍，回去就批了。”

我从布袋里掏出那块白底粗棉布，展开看了看。哑姐画的旗还留在上面，炭笔的弧线已经有点模糊了。

我还是把它叠好，放回布袋里。明天等十二件旗袍重新挂上那面深灰背景墙，这块布就立在展台角落。

不显眼。

但它在。

搬完箱子，场馆里安静下来。工作人员关了大部分的灯，只留了a区主通道上方的几排照明。

我站在新展位正中央。面前是那面深灰色的背景墙，脚下的白色大理石台面反射着头顶的光。阿桃和春兰先回酒店了，哑姐留下来陪我最后锁箱子。

哑姐蹲在展台旁边，用手掌把台面上一点灰尘抹掉。抹完，她站起来，看了看那面深灰色的墙，又看了看脚下的白色台面。

她转身朝我笑了一下。

那个笑的意思是：好地方。

我把最后一只樟木箱合上扣好，走到深灰色背景墙前面站定。伸手比了一下墙的高度，又低头看了看展台的宽度。

十二件旗袍挂上去之后，这件「水墨江南」应该挂最中间。它的远山灰在深灰底上会融进去三分，让看的人第一眼找不到领口在哪里。找第二眼才会看见――山在墙里，墙在山中。

哑姐走过来站到我旁边。她伸手指了指深灰墙的中间位置，又指了指自己的锁骨。

我明白她的意思。「水墨江南」挂正中间，领口莲花对着观众视线平视的高度。我点头。

她手指收回去的时候，指尖在台灯的黄铜底座上轻轻碰了一下。极轻的一声“叮”。

锁了箱，我站在新展位里没动。

周围空荡荡的。a区的座椅都摞在墙角。白天的热闹像退潮一样撤走了，剩下地面上一道一道被鞋底磨出来的痕迹。

那根挡了e-47三天的铸铁立柱，远在e区的末端，这会儿已经看不见了。

三天前我坐在六平方的折叠椅上，面前是那根柱子，耳边是远处的喧嚣。七十二个小时之后，我在a区主厅正中，身后是深灰墙面，面前是主通道。

变化来得太快了。

但中间那些时刻――“等了两个半小时”、“哑姐站在台灯旁边比‘等’的手势”、“玛格丽特第一次拐进来”――那些时刻一个都没省。每一个都撑住了，才撑到今天这个位置。

哑姐拉了拉我的袖子。我低头，她指了指场馆东面的窗户。

窗外的巴黎已经入了夜。塞纳河对岸的灯火在玻璃上折成一片碎光。

哑姐把手按在自己胸口，然后朝那面深灰墙摊开手掌。收回去，又按回胸口。她比了两遍。

我才看明白。

“衣服搬过来了，心也跟着搬过来了。”

我从布袋最底层摸出那块画旗的粗棉布，走到深灰墙面前。

没挂。

放在展台正中央。平铺，压好四角。我把箱子里最后一只棉布罩抖开，折了两折垫在布底下，让那块画着旗的粗棉布在展台上微微鼓起一道弧度。

灯光照在上面，炭笔的弧线在布面上重新浮现出来。

哑姐站在我身边看着。她没动，也没比手势。就是站着。

锁好展馆门，已经过了夜里十点。塞纳河上的风从桥洞穿过来，带着水汽和远处咖啡馆的灯光。

哑姐走在前面，步子不快，每一步都踩得很稳。我落后她半步，能看见她的肩线在路灯下微微晃动。

明天早上九点，这十二件旗袍会在新展位上重新挂起来。主通道上经过的人不用拐弯，不用绕柱子，第一眼就能看见。

回到酒店，阿桃还醒着，趴在床上翻那本登记本。她听见门响翻了个身。

“师父，明天人会不会更多？今天已经排到c区了。”

我把布袋搁在床头柜上，铜镜从里面露出半截边角。

“明天位置换了，人